Bringing medical advances from the lab to the clinic.

过去二十年，肿瘤治疗不断进步，靶向治疗、免疫治疗和多学科综合管理显著改善了部分癌种的生存结局。但从群体层面看，癌症死亡率下降并不完全来自治疗突破，更大程度上仍依赖于预防与早诊早治。尤其在全球范围内，不同国家、地区和性别人群之间癌症发病负担差异显著，而这些差异背后，很大一部分来自可改变风险因素暴露的不均衡，包括吸烟、饮酒、感染、肥胖、空气污染、职业暴露和紫外线暴露等。

这项基于185个国家、36种癌症的全球比较风险评估研究，试图回答一个对临床和公共卫生都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：今天发生的癌症中，究竟有多大比例本可以通过干预可改变风险因素而避免？ 研究给出的答案十分有力——2022年全球约四成癌症新发病例可归因于可改变风险因素，对应约710万例新发癌症。这不仅是一组流行病学数字，更意味着：未来癌症控制的关键，不仅在于如何优化治疗，更在于如何更早识别、分层和干预风险暴露。

研究启示与展望（给临床医生科学家的“下一步问题”）

这项研究最有价值之处，不只是再次强调“癌症可防”，而是为临床医生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更明确的研究转向：把风险暴露谱纳入临床科研框架，把人群防控问题转化为临床可回答、可验证、可实施的问题。

第一，从“按癌种研究”走向“按暴露谱研究”

传统临床研究常以癌种为中心，例如肺癌、胃癌、肝癌分别研究；但这项工作提示我们，下一步更值得推进的是围绕主导暴露建立跨癌种研究框架。
例如：

• 控烟不只是肺癌问题，也关联头颈部肿瘤、膀胱癌等；

• 高BMI不只是代谢问题，也与多癌种风险上升有关；

• 感染控制不只是消化科或感染科议题，也直接影响胃癌、宫颈癌、肝癌等肿瘤谱。

• 临床医生科学家可以围绕“暴露—癌前状态—癌症发生—结局”建立纵向研究链条。

第二，把门诊和病房变成高质量暴露数据入口

很多医院拥有大量肿瘤病例资源，但真正系统采集的生活方式、感染史、职业史、环境暴露数据仍然不足。下一步临床科研可以重点建设：
标准化暴露问卷、电子病历结构化录入、与体检/公共卫生数据库联通的随访体系。
没有高质量暴露数据，临床队列再大，也很难回答“哪些癌症本可避免”“哪些人群最值得前移干预”这类关键问题。

第三，围绕“感染相关肿瘤”建立更强的医防融合研究

这篇研究特别强调，感染是全球癌症中一个常被低估但十分重要的可改变风险因素。这对中国及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有现实意义。
对医生科学家而言，下一步值得重点推进的方向包括：

• HPV疫苗接种与宫颈癌前病变转归的真实世界研究；

• 幽门螺杆菌筛查与根除对胃癌高危人群长期获益的前瞻性研究；

• HBV/HCV管理优化与肝癌一级、二级预防衔接研究。

• 这些课题兼具临床价值、可实施性和政策转化潜力。

第四，从“治疗终点”拓展到“可预防病例数”终点

肿瘤临床研究常以ORR、PFS、OS为核心终点，但站在医生科学家的角度，未来应更多引入归因负担下降、癌前病变减少、可预防病例数、区域发病率变化等人群层面的终点。
这并不是弱化临床疗效，而是把研究视野从“治好来院患者”扩展到“减少未来患者数量”。对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平台而言，这是更高层级的科研命题。

第五，推动区域化、性别化、分层化的防控策略

不同性别和地区的主导风险因素并不相同。临床医生科学家在设计队列、筛查、干预和政策研究时，应避免“一刀切”思维。
更合理的路径是：
按地区识别主导暴露，按性别识别高贡献风险，按资源水平设计差异化策略。
这将比泛泛而谈“加强健康教育”更具科学性，也更有可能进入医院管理和政府决策。

声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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